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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其中要求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等等。
这是一次备受瞩目的宏观政策调整。在过去半年，市场认为严监管与去杠杆政策导致信用紧缩过快，产生风险。因此，应该进入稳杠杆阶段。会议回应了这种担忧，货币政策也表现出宽松迹象。
有声音认为货币“再次放水”。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货币与信用宽松只是增加了金融机构的业务弹性，避免严监管下风险偏好过强带来的信用紧缩。但是，这种弹性依然受制于机构的风险判断与监管要求，并不会出现“大水漫灌”。
信用紧缩并非仅仅是去杠杆政策的产物，而是中国经济依靠信用驱动的空间基本丧失。在2008年后，刺激性政策导致产能普遍过剩，在消费与出口比较平稳的背景下，每一次经济下行都是依靠信用刺激地产与基建强行稳增长，资金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大规模且持续地流向这两个领域。
最终后果是楼价全国性暴涨，与各地人均收入相比，已经严重超出正常价格水平，并冲击了实体经济与消费；其次，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目前，中央政府持续抑制楼市增长以防失控，地方政府去杠杆则是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最核心目标之一。
现在实施宽货币与宽信用的政策组合，几乎没有发力点，就是因为地产已被严格控制，防止资金流入继续爆炒。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依靠财政投资激活。但是，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被庞大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当前的货币政策放松仅仅为它们提供一个“续命”的机会，避免项目烂尾或者大规模违约，不可能允许它们继续增加债务。何况金融机构也必须按照市场化原则判断融资平台的风险与业务。
可以看出，地产与地方政府基建加杠杆的空间已经没有。所谓积极财政，或许只剩下减税、中央增加财政赤字以及财政较好的东部地区增加杠杆。中央财政赤字虽然看上去比较低，财政收入增速也较快，但需要支出的更多，能增加多少赤字空间还有疑问。相对发达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与京津冀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有空间，但也不能一哄而上搞建设，需要更多协调和规划，避免资源浪费与重复建设。
实体经济在产能过剩，消费不振以及出口面临不确定性的环境里，进行产能扩张的可能性较低。政府不断强调货币政策解决民企与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要实现，必须打破地方政府融资刚兑，避免资金为了躲避风险本能流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国企。只有打破地方融资平台刚兑，金融机构才有动力向资金需求少、风险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因此，信用收缩受去杠杆政策影响，根本上是中国经济杠杆率过高以及消费力相对不足构成的信用风险与紧缩效应。如果不认清这个事实，而是怪罪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政策，完全是南辕北辙。事实上，非标逐步回表后，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资本金缺口，如果没有及时补充，即使央行与监管当局放松政策，也面临无米之炊的难题。
那么，政策该怎么办？一种选择是继续搞基建和地产，强制银行放水而不考虑风险。但是，这会导致房价继续暴涨以及市场预期恶化，汇率承压可能刺激资本外流，一旦中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将成为“危机之母”。
另一种选择是继续加大减税力度，消费不足是因为居民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太低，房价大涨更产生挤出效应，现在财政收入以及卖地收入高增长，更是产生紧缩效应。
政府可以继续采取措施千方百计降低企业各种成本，把物价降下来，提高企业的工资支出能力，增加居民购买力，刺激消费。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去产能以及房价暴涨导致实体经济成本大幅增加，最终可能导致物价高，企业利润低，消费力不足。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尽快破解这个不良循环。
如果在经济下行时总想着用信贷驱动，而信用刺激会进一步抬高企业成本，降低居民消费力，完全南辕北辙。之所以会有如此谬误，是因为信用刺激有利于地方政府、国企以及金融机构，而一旦经济增速下降或信用紧缩，这些主体会首先感到疼痛，制造业部门与消费者没有博弈能力，只能承担刺激成本。只有果断打破这个利益格局，中国经济才能顺利完成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去杠杆的目标。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