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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债券市场进行的国际套利活动，正帮助推低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他信心十足地断言“没有什么能阻止美国陷入政府债券收益率为负的趋势”。
这不是一个让市场惊讶的观点。早在2016年，美联储副主席费希尔就公开表示美联储正在研究国外负利率的经验。今年上半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在一次演讲中向市场提出，一起关注和解决负利率的挑战。
格林斯潘提出美国债券收益率为负的潜在趋势，主要是回应当前美国长期政府债券（比如十年期）收益率不断下行的现象。由于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导致投资者涌入美国债券市场避险，压低了收益率。事实上，目前全球已经有高达1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以负收益率交易，占市场份额的25%，主要集中在日本和欧洲。
经济学界解释，储蓄过剩和负利率背后的一个可能因素是负的“时间偏好”。传统上，经济学认为人们更偏好今天消费，而不是明天消费，表现出正的时间偏好。因此，人们会要求以正利率形式补偿，以放弃当前的消费，为未来储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可以预期活得更长，在退休后有大量的消费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负的时间偏好，因为他们更重视退休期间的未来消费，而不是现在的消费。为此，通过现在的储蓄行为，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他们愿意接受负利率。
这个解释的背景是日本和德国两个主要负利率国家存在比较严重的老龄化，而且都是发达国家。但是，这个说法难以获得认同的一个原因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而不仅仅是在本国。因此，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富裕国家储户的时间偏好发生逆转。之所以在德国与日本发生，主要与这两个国家经济较安全、信用水平高有关。
2008年后，发达国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了10年的经济增长，但带来更多债务。现在，发达国家一方面存在顽固的低通胀、低利率现象；另一方面，则是高债务、高赤字。有些发达国家存在高贫富差距以及日益不满的民众。
近年来，在美国互联网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垄断巨头，其巨大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科技人员与股东手里，而且这些新经济公司估值越来越高。这种科技公司以及资产拥有者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过多不成比例的财富，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储蓄剩余。随着美联储降息，利率越来越低，美股下跌时，令一些科技公司不得不大规模回购股票以维持股价，而股票回购抬高了公司高管的薪酬。根据相关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最近财季报告的12个月内，美国股票回购领域最活跃的20家科技公司，股票回购的资本支出超过2610亿美元。
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从事传统产业的中低收入者真实收入并未增加多少，这种财富分配加剧了失衡，大部分人没有能力扩大消费，反而受到房价、教育等成本上涨拖累，再加上老龄化产生的负时间偏好，构成了储蓄过剩以及消费不振的现象。政府在应对经济疲软时，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美联储降息）并且背负更多债务，降息和减税“省下来”的钱，其中大部分资金并未流向实体经济，反而被用于购票回购，财富流向了富人，加剧了贫富分化。
令人忧虑的是，机器人、自动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或将减少一些工作岗位，会令更多的中低收入者失业，财富可能还会更加集中。美国政界近日有相关人士提出，应该每个月给每个18至64岁的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作为“全民基本收入”，增加消费、解决就业。而这项计划的资金主要向科技巨头公司征收增值税以及金融交易税。事实上，国债负利率也是一种改善分配的方式，即向富人储蓄征税。
中国比发达国家拥有更为主动的利率空间。在过去几年，中国一方面通过鼓励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共享、协调以及扶贫等方式改善分配以及需求，中国应该、也有能力避免发达国家发展停滞以及分配失衡的弊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