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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2020年二季度经济增长3.2%，其中，消费、投资、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是-73.3%、156.7%、16.6%，投资、净出口分别向上拉动经济增长5个和0.5个百分点，消费向下拉动2.3个百分点。
2011年以来，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7.8%。在今年中国经济逐步复苏的过程中，消费仍需要继续发力，其或许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消费不振与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减少有关。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7.4%，占近一半的就业人口。制造业受益于出口的迅速恢复，但服务业则受一些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居民风险意识影响，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尚需时日。
这意味着服务业受到冲击后，不仅影响到了服务业消费，也使得部分服务业岗位被裁减或一些从业人员收入减少，这又会影响这部分人口的消费能力，从而对消费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受货币政策环境影响，市场预期房价会继续攀升，因此上半年地产市场开始活跃。8月的数据显示，住户部门贷款增加8415亿元，占比新增贷款的66%，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844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71亿元，后者主要用于房贷。毫无疑问，大量按揭的产生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压作用。
中国消费增速原本逐渐放缓，疫情使得这个趋势加速。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近年来持续降低。2020年一、二季度全国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9.4%、65.2%，虽然二季度好于一季度，但仍分别比去年一、二季度低5.8个和5.2个百分点。这个现象主要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资产价格等因素有关，属于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疏导。
应当说，疫情对消费带来的是暂时性冲击，但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着消费增长，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市场与部分群体收入的分化，结构性问题更需要尽快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冲击，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双重刺激措施，制止住了经济增长的过快减速。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建筑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农民工工资开始加速上涨。同时，大量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增加后也带动服务业快速发展，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一个客观的结果是劳动力成本上涨后一些制造业岗位的流失，同时住房（土地）价格上涨则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
2015年前后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同样出现房价上涨，其间的就业压力被快递、外卖等互联网行业的新兴岗位所缓和。但此后，中国开始大力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杠杆、防风险。
事实上，用周期性政策稳定经济不仅难以改善结构性问题，而且容易导致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对实体经济与消费增长带来挑战。同时，这也可能延缓供给侧向价值链高端转型的进程，导致一部分就业流向一些不可持续的岗位，削弱消费能力。在受疫情冲击后，由于中高收入群体少，无法迅速恢复消费以创造新的服务业岗位。
长期而言，应该通过创新与开放，扩大高端服务业与制造业规模，大幅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数量，让收入分配从“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转变。其次，坚决防止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坚持房住不炒，并尽快为大部分中低收入者解决长期、稳定与低成本居住的问题。房价过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当然，政府还应该尽快健全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不少服务业从业人员尚未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这也是影响消费恢复的主要原因之一。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