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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正在快速推进，证券、支付、评级、征信等多领域均有相应动态。
“最近开放密度会比较高，今年很多政策都会落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在开放的过程中，如何推进得更好显得较为迫切。5月29日，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再次谈及金融对外开放的三大原则。这是他在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4月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之后再谈金融业开放。
具体而言，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
易纲称，实行这三条原则绝不意味着国门大开、一放了之。在开放过程中，金融管理部门一要加强金融监管；二要坚持持牌经营。不论内外资，开展业务前都要取得牌照，在牌照下严格依法经营。
“三驾马车”协同推进
通俗而言，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引资国给予外资进入不低于内资的待遇，负面清单即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都许可。易纲称，金融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要遵循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原则。
“竞争体现在金融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有许多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市场上需要的绝大多数金融服务都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提供的，所以必然要引入竞争，要竞争就必然要开放，对内、对外都要开放。我们相信通过竞争，中国的金融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易纲说。
“这一原则能营造公平、稳定、透明、便利的市场环境，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内外资在同样的制度安排下充分竞争，提高效率。此前我国已经在自贸区实施了‘准入前国民待遇 负面清单’管理试点，为外资准入和监管体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称。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陈波称，对于竞争性产业，“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已成为国际惯例。如果是非竞争性产业，比如供水、电、气等公共事业和国家安全领域等，这方面的产业难以对外资完全开放。
同时，金融开放要与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互相配合、共同推进。三者也被合称为“三驾马车”。
易纲称，金融要开放，汇率形成机制一定要进行市场化改革，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也是国际收支调节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稳定器。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也要同步进行，如果有很多资本项目都是管制的，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就名不副实。
“比如，资本市场开放涉及到证券投资资金流动，若不开放资本和金融账户，则资本市场开放难以真正实现；若资本和金融账户一定时期开放度过大，则要防止短期出现跨境证券投资资金流动规模过大从而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冲击的风险。”连平称。
他说，资本账户开放涉及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这会影响到汇率，因为兑换形成了外汇市场上的本、外币供求关系，从而影响到汇率变化，所以汇率形成机制同样重要。“目前来看，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清醒看到汇率波动和资本大幅跨境流动对经济体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风险往往是比较难以管控的，这方面监管能力已有很大提升，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
易纲称，实践过程中，金融开放、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必须是相协调的。在中国，这个过程是渐进、稳步向前推进。否则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因为僵硬的汇率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开放程度把握不当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一些问题。
开放水平与监管能力匹配
随着金融业开放持续推进，需要关注：开放之后监管能力是否与之匹配的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业发展，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后果。英国“金融大爆炸”后出现的金融业动荡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金融监管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都是主要原因之一。
易纲在论坛上表示，随着金融的开放，会出现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会产生很多的金融创新。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金融开放才能够起到促改革、促发展的好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监管，使我们的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
“我们对机构设立、业务拓展等方面的监管已经比较成熟。不过对于市场开放后带来的变化，比如金融业开放后可能有更多的收购兼并行为，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更大、更快等，我们需要提高监管能力。”连平称。
温彬称，今年我国对金融监管架构进行改革，金融监管能力有了很大改善。不过随着开放扩大，监管能力还需提升，比如建立适应国际准则的新监管体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加强与各经济体监管当局的沟通合作，防止国际监管套利。
易纲认为，为使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一方面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补齐金融监管的短板，做好政策配套，不断健全与金融开放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会计体系，完善支付、托管、清算、金融统计等金融基础设施，推动各金融市场、在岸和离岸市场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学习探索、总结经验，提高监管能力，培养监管人才。
（信息来源：21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