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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8）》显示，受访银行家认为，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最大的外部制约因素是逃废债行为（50.3%）、缺乏信用信息收集和守信联合激励（48.2%）等。
这份报告揭露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另一面，即中小企业信用风险比较高，金融机构缺乏足够信息进行信用定价。52.4%的银行家认为银行资金投向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融资平台，产生挤出效应。53.8%的银行家认为当前银行业过度依赖抵质押方式，对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支持力度不够。为什么过度依赖抵押方式呢？主要是因为逃废债现象普遍存在，不得不要求抵押或担保。如果能完善信用体系，减少逃废债给银行带来的损失，就能鼓励银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服务。
可以看出，推动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激励等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敢贷、能贷、愿贷”；另一方面，要调整需求结构，减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业的融资规模，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信用体系。严惩逃废债行为，才能让金融机构“敢贷、能贷、愿贷”。
在过去，中国也曾出现局部信用危机，即2010年后温州民营企业老板群体性跑路逃债。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复杂。首先，当地传统制造业因成本大幅上涨导致利润过低，迫使民企做地产等投机性项目；随着货币政策收紧导致融资难，他们不得不依赖相互担保在民间高成本融资，最终导致连锁性金融风险。
从这个案例可以发现，民营企业在主业利润过低的情况下多元化扩张，一旦遭遇周期性收缩就会产生资金链断裂风险，形成违约、坏账或者直接逃废债。毫无疑问，过度依赖基建和地产的做法导致成本不断上涨，进而大幅削弱了制造业盈利能力，使得制造业企业转向地产、金融等行业，在政策收缩后，产生民营企业融资压力。
过去一年，民营企业也遭受融资困境，主要体现在民企上市公司股东大面积股权质押，重创了资本市场并形成金融风险。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股权质押融资绝大部分没有投入到企业主业，而是参与了资产并购，流入地产、金融、文化等项目。这些项目绝大部分又不能产生现金流，因此，在投资之初几乎都是为了“资产价格”套利。与温州老板跑路不同的是，当股权质押形成金融风险时，监管机构被迫进行了救助。
这些现象之间的共性是，中国依赖信用与投资的做法导致制造业生存陷入困境，而货币刺激的方式一方面会鼓励企业涌向地产、金融等领域投机，另一方面会有很强的周期性。银行部门很清楚货币政策周期与这些资产项目共振造成的信用风险。
因此，推动金融业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首先是要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与投资的发展方式，因为这会造成经济成本提高，同时带来资产价格上涨、杠杆率过高等问题，形成制造业空心化现象与金融风险。其次，那些不专注于主业而盲目多元化扩张的行为，应该受到市场惩罚，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陷入困境的企业不应得到救助，否则就会鼓励更多企业参与投机以及低效率投资。
当前，中国金融业有必要加紧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支持。同时，我们更要加强企业治理，在制度上不鼓励乱投资（投机），惩罚逃废债行为，强化信用建设。政府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为民营企业降成本，打破市场垄断，鼓励创新，提供更好的营商环境，金融服务只是其中的一环。现在对融资需求最迫切的，往往是乱投资的企业，对他们救助会产生逆向选择。
根据统计，为了缓解股票质押风险，中国设立的证券行业专项资管计划、发行专项纾困债、设立纾困并购基金等规模已经高达千亿。与此同时，当前非机构投资者大量涌入股市，数百家上市公司则公布数百亿元的减持计划。这些都无意中帮助那些犯错的企业生存下去。如果通过资本市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则意味着以股民为主体的投资者承担了债务和财富转移的代价。这些资金流入到无效领域，同时，可能会削弱大众的消费能力。从2018年的情形看，房价过高、股市下跌以及互联网金融欺诈，消耗了大量居民储蓄，对消费构成了明显冲击。资源配置出现了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改善。
（信息来源：21经济网）